2016年11月29日，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地发表讲话：“从1951年到1966年，他向党中央提交了108份反映各行各业实际情况的调研报告，其中有98份报告是他亲自主持搞的。”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了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良好开局顺利发展，朱德同志每年都用两到三个月或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从北方草原到海南胶林，从西北戈壁到东海舰艇，足迹遍及祖国大陆除西藏、宁夏外的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他认真倾听群众意见，了解实际情况，其调查研究次数之多、范围之广、态度之诚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朱德同志的调查报告大多是写给中央的，多直接写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同志，但如果发现是哪个系统的问题，他也会直接写给分管领导，积极参与党和国家在经济建设领域的重大决策。例如财政或外贸方面的调查情况，就写给李富春、李先念等同志，而农业方面的调查情况则写给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目的就是使中央能够及时并直接地了解基层的情况，了解情况是为了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就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1957年1月7日至3月24日，年过七十的朱德同志赴湖北、广东、云南、四川、陕西等地，对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进行调查。调研途中，3月19日，朱德同志致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兵工厂转民用生产，或兵工厂与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意见建议。4月18日，朱德同志将调查基础上形成的《外出视察的报告》呈送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篇扼要说明调查目的、方式和经过，特别指出：“这几个省去年的工作是有发展、有成绩的，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除以前分别向中央电告过的以外，现再就以下问题说一点个人的意见。”《外出视察的报告》主体内容共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对外贸易问题，朱德同志认为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货源困难，分析了粮食、油料、肉类、土特产、药材、皮毛、杂品等不同货源出现困难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解决办法，主张“无论是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或是为了加强国际交往，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必须大大地加强和发展”。第二部分讲工业问题，朱德同志指出最突出的问题是兵工生产如何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对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矿产资源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并建议中央对地方的机械工业不宜统得太死，不要把稍微像样的机械厂都收归中央管理。

这篇调查报告与“二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56年9月，党的八大正式通过由周恩来同志主持编制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即1958—1962年发展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提出的基本任务是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1957年是“一五计划”收官、“二五计划”开启的关键年份，如何细化“二五计划”的部署落实，如何推动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起步，都是朱德同志不断思考的问题。他常讲：“建设社会主义不容易”“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当国家的家”。所以这些调查报告，都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对具体国情的分析，就国民经济发展提出的中肯意见和看法，旨在供中央决策作参考。

“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以信息分析支撑科学决策是重要一环。但往往有些干部却是坐在办公室“全是办法”，走出去才发现“都是问题”，空想型决策和纸面的办法根本无法破解现实的矛盾。用脚步丈量出来的社情民意才有泥土气息，立足于调查形成的科学决策才能解决问题，依靠双手打拼而来的实绩实效才能经受检验。调查研究是了解实情、科学决策、推动发展的“金钥匙”。2013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时的讲话中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二十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正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和系统思考谋划，提出要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八八战略”成为指引浙江率先开启省域现代化先行探索的重要指南。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摆在我们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问题更复杂、挑战更严峻，这对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决策水平提出更高要求。我们既要避免凭经验、凭惯例的思维惯性，也要杜绝靠感觉、想当然的思维惰性，坚持问计于基层、谋策靠群众，才能切实拿出打赢真招、纾困高招。